近日，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毫不知情的，不过却切切实实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活，那就是——携号转网。工信部和国资委发布通告，明令禁止电信企业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要求电信企业减少在售套餐数量，鼓励电信企业在部分地区开展“业务单价+使用折扣”阶梯定价资费试点，严禁限制老用户选择新套餐等行为。
携号转网，已经越来越近了，也被视为国内三大电信运营商新一轮的格局重塑，是推动电信运营商市场竞争的终极王牌。
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从2006年被提出就一直吊着用户的胃口，它真的有如此美好吗？
1. 电信运营商的垄断
首先，我们要从19年前的那个春天讲起。
2000年3月，浙江杭州出现了一出闹剧。这一年，浙江大学的107位教授联名致信政府和媒体，对电信公司的一项收费制度提出了投诉。
事件的起因很简单，这些教授认为电信局在乱收费。长期以来，有很多打通但没人接听的电话，都是响了几声之后就自己挂断的，却被电信局收了费，也就是说，只要振铃了就收取费用。这些教授们希望，对于这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钱，电信局必须给一个明确的说法。
107位教授显然是有备而来，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话费清单，在一张共有50次长途通话记录的清单上，短于30秒的通话情况共出现5次，还有一页明细单，23个电话中“超短时长话”出现了10次，这些细心的教授们还专门做了一个测试，他们多次拨打了“振铃”但其实并未接通的长途电话，结果在电信局打印的长话明细单上都被收了费。
这相当于什么？
在当时，杭州有200多万电话用户，如果每一台电话打一次这种没有接听的长途电话，那么被收取了被收取的振铃费便达120万元，一年就是1000多万元，实际上每年遇到的这种情况显然不只是一次，电信局依靠这种概念模糊的振铃费，每年攥取大量的收入。
针对此时，杭州电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进行了一次对话，他们的说辞比较委婉，解释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有可能是对方线路上有传真机、录音电话、服务器等，也可能是对方手滑，电话刚拿起就掉了，杭州电信没有任何责任。”
教授们很惊讶，他们中有计算机专家，有自动控制专家，也有通信系统专家，从技术层面上来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有很多，但是“手滑”这种结论，很明显是在蔑视他们的智商。
与此同时，电信的另一种收费制度也遭到了质疑，根据当时电信的收费规定，消费者拨打电话，不足3分钟的都要按照3分钟来缴费，有人计算了一下，电信公司每年从这一项费用里，就能多收266亿元费用。这一数字有多大呢？贵州省会贵阳市1999年的GDP是265亿元，长沙的GDP是580亿，西安是570亿。
实际上，这一数字只是冰山一角，高昂的固话初装费、价格奇高的长途通话费……根据中国电信1999年的财报，实现收入2295亿元，年度增长25%！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电信如此暴利？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垄断。
垄断带来的收益让整个电信局成了一块香饽饽，就像是一个高效率的印钞机，它挥舞着大棒，霸道而无礼的宣告它的统治地位，广大消费者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而不能反抗，甚至得不到一点解释。
强大的舆论压力汹涌而至，电信部门迫不得已决定召开一次资费听证会，为此中央电视台还大张旗鼓地进行了专门的拍摄播出，在媒体紧追不休的提问下，电信官员不耐烦的回答一句：“实在没精力向大家解释调整详情。”
就这样，对中国电信野蛮盘剥的控诉，在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后，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而在移动电话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大运营商的移动通信费也一直居高不下，1分钟0.5元、1分钟1元的现象比比皆是。
2004年，中国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总数突破5亿多用户，电信企业仅“月租费”一项，一年就轻松获利超过2000亿元，多年以来的固话、移动电话“月租费”相加之和，应有5万亿元之巨。
与此同时，“漫游费”和“长途费”成为另一个焦点，对电信常识稍微有些了解的人都知道，手机漫游的成本实际上几乎为零，但是在2005年，中国移动漫游费收入大约为490亿元，占了其利润的一半以上。
相比较而言，美国电信业实行全网同价，不但没有漫游费，连国内长途费都没有。从美国打越洋电话到中国，每分钟只要1.67美分，约合0.13元人民币，而从中国打过去则需每分钟8元人民币，相差60多倍。
这一系列的现象，其实背后折射的都是同一个逻辑，垄断带来了效益，但同时也带来了劣质的服务，电信运营商作为一个服务业，本该以用户为主，垄断和缺少对手，让这些电信运营商呆在了舒适区，难以自拔。
与此同时，电信行业巨大的投入，与技术似乎没多大联系。
2. 垄断领域的竞争
垄断造成的盘剥，最后还是靠市场竞争来推动的。
2000年12月，为了扶持日渐衰落的铁路交通部门，中国铁通成立，被特许开展固定电话通信业务，铁通一出手，就是凌厉的杀招，直扑中国电信的命门——初装费。
在过去几年里，电话初装费一直是电信公司利润最稳定和丰厚的一块，在各方呼吁下，这笔费用从5500元降到了1250元，然后再也不肯往下降，中国铁通一冲上来，直接宣布电话初装费为600元，无奈之下中国电信只能是宣布取消初装费，铁通分一杯垄断羹的算盘落空，反倒意外给了全中国消费者实惠。
这是打响竞争的第一枪，也是从此之后，各大电信运营商之间，才出现了价格战。
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迎来了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GSM和CDMA相继问世，一大堆通讯企业如爱立信和诺基亚等，都相继崛起。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手机在中国迅速普及，移动通信产业空前兴旺。
由于中国电信没有移动业务的牌照，只能从事固定电话业务，眼看着其他两大运营商赚得盆满钵满。
一个叫做吴鹰的留美中国学生，敏锐的发现了一个大商机，把一项由日本人发明的PHS（流动市话）无线技术引入了中国。
这种技术，就是后面我们常说的“小灵通技术”，可利用已有的固定电话网、以无线接入的方式提供无线通信服务，它最大的弱点是信号很差，有时候在住房内甚至收听不畅，在发明地日本，这是一个被放弃的边缘性技术。
眼馋的中国电信，自然是不愿意放过这样一个好机会，借由这一技术，中国电信绕过了牌照难关，曲线进入电信市场。
吴鹰成立了UT斯达康公司，并且成了PHS项目的设备供应商，他为这款手机起名叫“小灵通”，推出的通话费十分低廉。1997年12月，第一个“小灵通”无线市话试点在浙江省余杭市开通，通话费是3分钟0.2元，相比于两大运营商的1分钟0.5元，价格相差了7.5倍，而且还不收电话接听费，这就相当于同样的一段通话，小灵通和两大运营商的服务价格相差了10倍以上！
就如同当初中国铁通的加入逼迫中国电信取消固化安装费用一样，小灵通的出现，就像是一条打破了垄断的鲶鱼，仅仅3个月过后，杭州的小灵通用户数就赶上了移动和联通用户的总和，又在整个浙江省掀起了腥风血雨。
2001年前后，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大城市外，小灵通业务全线开通，用户超过6000万，两大运营商被中国电信的这一法宝，杀得是丢盔弃甲，狼狈不堪。
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生产小灵通的设备供应商UT斯达康获得惊人的成长，2002年，UT斯达康凭借它达到了260亿元的市值，吴鹰成了华尔街的传奇CEO，更是被评为“中国十大新锐人物”和“2001年中国十大最具人气企业家”，更为滑稽的是，他依靠这一成就，登上了美国《商业周刊》杂志，被选为拯救亚洲金融危机的“亚洲50位明星”之一。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能想象，一项边缘技术竟然意外地在中国引爆了一场垄断企业之间的电信大战，一个落后的技术，竟然能在中国造就了一代传奇。
同样的道理，也出现在中国的网络升级时期，中国联通率先推出3G网络，直接促成用户猛增，甚至到了一个大学校园都在用联通3G网络的地步，中国国移动率先推出4G网络之后，移动的用户数量又再次激增，联通和电信快速下滑。
这一系列的案例只能说明，习惯了垄断的电信运营商们进入了舒适区，稍微一点风吹草动就能溃不成兵，等到着急忙慌反应过来时，又只能依靠习惯性的垄断思维进行防御。
3. 顽疾难改
事实上，这种垄断思维一直是电信运营商的顽疾，上层改革的思维一直十分清晰。
为了打破僵局，政府曾经对电信部门进行了多次分拆和重组，到2001年，甚至出现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移动、吉通、铁通和中国卫通等7家运营商组成的分层竞争的格局。
但是，这种分拆和重组并未带来太大的改变，电信运营商们仍然用垄断的思维来展开竞争，最后造成的了重大的资源重复与消耗。
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爆发了激烈的价格战，特别是前两者之间，在用户争夺和价格方面针锋相对，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群殴事件，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3年的5年内，上报到该部的互联互通恶性案件达到540起，也就是说每4天发生一起，至少影响到1亿人次用户使用。
2004年，在国资委的主持下，三大电信企业的领导者换岗任职：原中国联通董事长兼总裁王建宙调任中国移动总经理；原中国移动副总经理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总经理；原中国电信集团副总经理常小兵赴任中国联通董事长。
国资委对此的解释是，闪电换位是为了“抑制过去几年电信运营商之间愈演愈烈的恶性竞争，从而引导电信运营商之间进行理性竞争，提升国有电信运营商的投入回报。
换岗之后，三大电信企业迅速形成新的“寡头默契”，原本硝烟四起的价格战偃旗息鼓，“行业秩序”一时井然，各家的赢利也当然大大增加。
事实上，这种恶性竞争比表面所见的更为严重，2008年8月27日，中国国家审计署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2002年至2006年，中国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5家企业累计投入11235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重复投资问题突出，网络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通信利用率仅为1/3左右。
很明显，政府引导电信企业良性竞争的想法破裂，恶性竞争这头怪兽被放了出来，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而在整个电信领域，舒适区使得电信企业拒绝新技术，欧美全面应用和普及网络电话和无线宽带覆盖技术，大大降低了电信的使用成本，甚至实现免费服务，然而在中国，它们都被拒之门外，此后的2G、3G、4G时代，中国的电信行业都疲于奔命，一步慢，步步慢。
无奈之下，政府只能再次调整方向，继2003年6月吉通并入中国网通之后，2008年5月，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同年8月，中国卫通的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正式形成了目前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三大运营商的格局。
我们应该知道，电信运营商本就是服务提供者，用垄断的思维做服务，它注定是一种不合理的经营思维，是一条歪路。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进入3G网和4G网时代，三大运营商仍然有了大量的定制机，规定只能用自家的数据网络，一边推出各种实惠的套餐吸引新用户，一边又推出各种霸王条约，区别限制老用户更改新套餐，不以用户体验来留住客户，只求自己不比其他两家运营商差太多。
度过了漫游时代、短信时代、语音时代，三大运营商又开始在GPRS数据流量资费上做文章，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数据流量资费长期居高不下。
这仍然是一种垄断思维，但是却又没有任何办法，三大巨头的体量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即便是携号转网在2006年就提出，但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以美国和韩国为例，携号转网政策实施四年给美国移动运营商带来200亿美元的成本，光是维护费用每年就在5亿美元以上。为了稳定用户韩国SKT花费了4778亿韩元的营销费用。可以预见，运营商为保有用户，在维护和营销方面的费用将会增加，放在中国的这种运营商格局下，不知道又会滋生出什么恶之花。
一直到2015年，电信网络的缓慢发展，已经成了制约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阻力，成了产业升级的绊脚石，对网络带宽的提升要求日渐迫切，在国家产业升级的大方略之下，提速降费进入了快车道。
4. 结语
2019年4月4日，工信部已经向三大运营商下发文件，要求三大运营商分阶段完成携号转网工作部署，确保在2019年11月30日前，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提供携号转网服务。
我们都希望通过以携号转网的方式来倒逼整个产业的改革，让三大电信运营商为了争夺客户，竖起价格战的大旗。
但是，从目前来看，在一些携号转网的试点地区，不论是转网前的资格查询、转网中的程序还是转网后的使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套路”，诸多问题让用户在办理过程中叫苦不迭。
与此同时，5G商用呼之欲出，联通、移动、电信都纷纷表示，已经与各大手机厂商展开合作，生产自家的5G手机，有了3G和4G合约机的先例，一系列消息无疑是给即将到来的全面携号转网政策蒙上了一层阴云。
垄断思维之下，携号转网真的能真正的让三大运营商进行市场化竞争吗？会不会继续是矮子里面挑高个？
未来的走向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所有人都应该明白一个事实，携号转网并不是万灵丹，它也一直不是矛盾所在，提速降费这么多年搞不下来，问题的根本也不在这里，电信运营商在压力下改革，但从始至终，从未主动给予民众真正的实惠。
我们的政府也曾经锐意改革，想要打破这一困局，从一开始分拆重组出7家电信运营商，再到将7家电信运营商合为3家，甚至是三大运营商之间互换领导层，但是如果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恐怕我们并不能希望携号转网能带来美国那样的实惠。
